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严把重要关口 做细做实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今天(1月11日)发布，为确保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近日，印发《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指南(乡村基层组织版)》，强调严把重要关口，做细做实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指南》强调，要组建防控服务队伍。在乡镇党委政府领导下，由村党组织书记负总责，村“两委”负责统筹组织建立村级防控队伍。发挥村民委员会等机制作用，通过网格化、信息化等手段，实行分组、分片(网格)联系。登记管理村民基本健康信息，重点做好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残疾人、孕产妇、孤寡老人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承担摸底基本情况、组织走访巡查、协助送医送药、辅助转诊转运、落细关爱照料、做好宣传引导等防控任务。

　　《指南》明确，要落实村民、返乡人员、重点人群、感染人群的个人防护责任。引导村民主动配合接种疫苗，按要求组织有重症高风险人群尽早完成疫苗接种，科学佩戴口罩。引导返乡人员返乡初期和疫情严重时期尽量少聚集、少聚餐，不扎堆，减少与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基础疾病人群接触。村“两委”要掌握并上报本村重点人群健康信息，做好红黄绿色标识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感染人群出现发热等症状时，及时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患者落实居家自我照护，出现持续高热、呼吸困难等症状时及时去医院就诊。

　　《指南》要求，要做好重点场所、环节防控管理。疫情严重时，适当控制集市庙会、文艺演出、展销促销、婚丧嫁娶等聚集性活动的规模、频次和时长，倡导婚事、丧事从简。娱乐休闲、宗教活动等场所暂停营业或开放；农贸市场、银行网点等营业场所缩短营业时间；限制同餐人数或取消堂食。

　　《指南》明确，要做好协助重点人群转运、联系抗疫物资配备等工作。组织动员有私家车的村民成立转运保障志愿车队。村卫生室要配足必要的防疫物资用品，药品等可用量应保持在2周以上。物资紧缺时，优先发放给重点人群和困难人员。

　　《指南》指出，要落实农业生产活动防疫措施。统筹疫情防控和大田农业生产、畜禽养殖及疫病防治、农资产品流通。村“两委”根据农户需求组织开展代耕代种代养，协助组织做好投入品供应，将农业生产资料、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纳入疫情防控重点物资运输保障范围，确保农资顺利下乡，农产品顺利外运。

　　(央视新闻客户端 总台央视记者 王凯博)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